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,名曰疙疽病,比屋传染,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”。昌平州的记载中称为“疙疽病”,而且“见则死,至有灭门者”。河间府景县“崇祯十六年大疫,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。”
崇祯十六年(1643年)八月,天津爆发肺鼠疫:“上天降灾,瘟疫流行,自八月至今(九月十五日),传染至盛。有一二日亡者,有朝染夕亡者,日每不下数百人,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,排门逐户,无一保全。”[21]
崇祯十七年(1644年),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说,“昨年京师瘟疫大作,死亡枕藉,十室九空,甚至户丁尽绝,无人收敛者。”[22]
崇祯十七年(1644年)秋天,鼠疫南传至潞安府,“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,或吐淡血即死,不受药饵。虽亲友不敢问吊,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”。[23]
山西鼠疫也向周边省份传播。崇祯七、八年间兴县人民因避疫而逃之一空,有可能将鼠疫传播到相邻的地区。从兴县过黄河,就是陕西的延安府和榆林府,崇祯九年至十六年,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县相继发生大疫,如崇祯十年“大瘟,……米脂城中死者枕藉,十三年,夏又大疫,十五年,……大疫,十六年,稔,七月郡城瘟疫大作”。
江南在崇祯十三年(1640年)遭大水,崇祯十四年(1641年)有旱蝗并灾,崇祯十五年持续发生旱灾和流行大疫。地方社会处在了十分脆弱的状态,盗匪与流民并起,各地民变不断爆发。[24]
据史学家不完全统计,明代万历和崇祯年间两次鼠疫大流行中,华北陕、晋、冀3省死亡人数至少在千万人以上。鼠疫的流行与旱灾、蝗灾及战乱的接踵而至,明王朝抵不住清兵南下,也就在情理之中。令人惊奇的是,蔓延多年的鼠疫在清顺治元年(1644年)后就消散得无影无踪,华北各地风调雨顺,社会经济开始复苏
为剿流寇,崇祯帝先用杨鹤主抚,后用洪承畴,再用曹文诏,再用陈奇瑜,复用洪承畴,再用卢象升,再用杨嗣昌,再用熊文灿,又用杨嗣昌,十三年中频繁更换围闯军的将领。这其中除熊文灿外,其他都表现出了出色的才干。然用人存疑,以至责无成效皆功亏一篑。李自成数次大难不死,后往河南聚众发展。[26]
此时北方皇太极又不断骚扰入侵,明廷苦于两线作战,每年的军费“三饷”开支高达两千万两以上,国家财政早已入不敷出,缺饷的情况普遍,常导致明军内部骚乱哗变。崇祯帝求治心切,《春明梦余录》记述:“崇祯二年十一月,以司礼监太监沈良住提督九门及皇城门,以司礼监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”;[27]中后金反间计,杀
请收藏:https://m.nyzwz.cc
(温馨提示: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,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