魏延人格的悲剧所在。魏延武艺高强、作战勇猛又富有谋略,他是三国时期难得的人才。一员大将未死于敌人的刀枪下,却屈死于已故上司的残害,实在是一种悲剧。魏延的悲剧既属于他个人,又属于他的民族。
这个民族是一个礼仪之邦,祖先曾经在一个封闭的社会圈子中制定了尽善尽美的规章法典,每一层人都有与自己的身份相适应的行为规范和思想规范。这样的社会风平浪静,一派和谐,未来的千秋子孙要想保持这种美好和谐的秩序,只要去在已严密成型的规范系统中找寻适于自己身份的部分,努力循规蹈矩就足够了。那些想凭自己的思考去行动的人,必然是对规范系统的挑战,是对他人身份利益的侵害,因而是对和谐秩序的破坏。这是极端的大逆不道,必然会遭到群起而攻之。在这个民族里,人们少想问题、少思考、安守本分,就能保证过上太平、舒服的日子,那些爱提意见、喜欢吵吵嚷嚷的人,实在是人心难测!
社会存在不同的集团,但人们要参加哪一集团,应该只作一次性选择,否则,今天属这家,明天投那家,这岂不反复无常吗?“忠臣不事二主”,由此推来,事二主的不是忠臣。比如魏延,昨天从蔡瑁手下投了韩玄,今天杀了韩玄来投刘备,敢保你明天不杀了我孔明去投曹操?本来,人们应该办事稳妥,“事需三思而后行”,但魏延办事无所顾忌,他雷厉风行,想到做到,这种风格实在有悖民族精神,包含有危险的因素。一个勇猛的武将,不能有独立人格,不能雷厉风行,否则,他就是没准的“定时炸弹”,将其迅速排除,是领导人保证自身安全的需要,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。保险、稳妥是干事业和做人的首要准则,也是衡量人才是否可用的首位准则。
社会集团内部分为为君的人和为臣的人,他们之间存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。其关系的核心是“君为臣纲”,为君的可以对为臣的随心所欲,掌握其生杀予夺之权;而为臣的人在领导的意志面前,不能存有自己的人格独立性,他应该按照领导人的所想去行动,甚至“君叫臣死,臣不得不死”。这样一种君臣关系的规范保证了双方关系的永恒和谐,避免了双方有可能发生的一切矛盾冲突和是非纠纷,解决了社会关系的一大难题,足显民族意识的独到之处。根据这一独到的意识观念,孔明可以嘲笑魏延兵出子午谷的建议说:“汝欺中原无好人物!”可以对身边的人没有根据地散布魏延“久后必反”、“素有反相”等坏话,甚至可以当着魏延的面说他“脑后有反骨”,对其进行人格侮辱。尽管这样,但孔明的言辞没有什么不合理之处,因为这是领导应该享有的权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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