激烈的变革,是不怎么喜欢空谈的。
王莽也好、安石也罢,激进的变革,是要拿出具体的东西的:地、税、法、钱、政,这些实际的东西,而不是空谈的东西。
包括历史上颜李学派等人,他们写的东西,侧重点从不是“经”,侧重点是“艺”——官制、税收、田亩、学堂、人才选拔、军制等等这些东西。
经,是我们这么做是对的,着重点在于论证“对”。
艺,是我们应该这么办,着重点在于“办”。
因为从始至终,“对”这个东西,其实从诸子百家开始,大家的态度其实基本都是一致的。什么是对?国泰安康、人民安定、有衣有食。
儒、墨、杨当时的三家显学,都是在讨论这个的,无非是在“怎么办”这个问题是,分歧极大而已。
新学派存在的最大意义,是潜移默化地灌输了一些方法论,解决“我们应该这样做”的“这样”,到底是“怎样”的问题。
是以,大顺这边的启蒙运动,和欧洲那边的,在表象上完全不同……因为大顺这边普遍不信教,所以不可能从经院哲学衍生出的人与神的关系,搞出一堆“不辩自明”、“不言而喻”的东西。
反倒是,因为大顺这边普遍不信教,所以大顺这边的启蒙运动,围绕的是“权利和义务的统一”、“土地所有制到底是国有制还是私有制”、“是否要限定商人购买土地”这些东西来的。
这也和大顺这边的官方意识形态有关,因为实际上大顺理论上的官方意识形态,陈亮叶适等人那一套,也是“以艺修身、艺大于经”这一套由内而外的东西。
当然,是内核。
也正是因为如此,由外而内的内核,所以叶适等人的想法,才会是全面复礼,以方方面面的制度,由外而内地达到真儒道统。
这套内核就是如此,包括颜李等人,其实内核也是这样:想当真儒,那就学君子之艺,在实践中体会儒之真意,由外而内,融会贯通,最终大彻大悟。也所以,反对者狂喷他们是异端的理由之一,就是“人要去什么地方,得先知道自己要去哪,然后才能知道该往南走还是往北走。你们可倒好,不先学去哪,先蹲在那造车养马,然后说只要车造好了马养好了,就好了。那你们的目的,到底是去那个地方呢?还是你们的目的就是造车养马呢?”
也正因如此,大顺这边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下,这种由外而内的味儿,还是很重的。
因为……实学一派这群人,不学经,所以他们的目的,也从不是复礼,或者把复礼作为最终理想。
所以也就出现了这种有些奇葩的启蒙运动,讨论的重点不是人、天、主、神、天赋、自由这些东西,而是所有制、税制、官制、军制、工商这些东西。
虽然不一样,但其实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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