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影响尤为重大,即便没有美好的愿景,只从单纯的弱小者角度来看,仰慕强者、敬畏强者,几乎就是一个人的正常心理。
青少年从懵懵懂懂之中,看到的是“湘义军”的强大,看到的是“湘义军”的威武霸气,这自然会让他们单纯地想要成为这样的人。
好男不当兵,好铁不打钉。
这样的话,也是要看时代,看环境的。
倘使黄世安之下,“安仁军”的穷凶极恶,怎么可能让普通的佃户子弟仰慕呢?他们仇恨都来不及。
或许有弱者为了不被再压榨,转而加入到恶势力,但那也只是想要从弱转强,并没有认为是变好。
而现在的安仁县新政府之下,老百姓对“湘义军”的看法,是天差地别的,熊孩子一句“我就是要当兵”,引来的不是咒骂、唾弃,而是称赞,会夸他有志气。
这就是区别。
想要制造这样的区别,除了大略的方针,不变的宗旨,细节上,正是有花见羞这样的宣传工作者,细致入微地处理工作。
电影没有上,舞台剧先上,这样一来,本地的老百姓,或许可以先听一个方言版的,等到时候电影上映了,官话版本的电影,只看画面,也是看得懂的。
这样的宣传,就更加的深入,接受的群众,也就更多。
还有戏班子这样的操作,看似吃力不讨好,毕竟年轻人不爱看戏,愿意看的,大约都是泥腿子老汉,又或者是没啥见识的老婆子,然而不管是老汉还是老妇人,他们在自己的家庭中,天然就是长辈。
含饴弄孙之际,长辈的话,长辈的道理,除开人生的总结,还有自己的生活经验,剩下的,便是从故事中寻找。
说书人讲的故事里有道理,戏台子上的咿咿呀呀,何尝没有道理?
这时候长者们从故事中感受到的悲凉、愤怒,自然而然地,会形成一种明辨是非的认知。
黄世安很坏,且该死;“劳人党”很好,是救星。
这就是愤怒,这就是道理。
而这样的愤怒,是被压迫者底层人的朴素愤怒,有阶级仇恨在,却是懵懵懂懂的,并不能理解;有了后者,知道了谁是救星,这固然也不是什么阶级意识觉醒,却也不妨碍这些懵懂者,去告诉后来人、旁人,遇到了压迫,遇到了剥削,应该去找谁。
所有的这些细节组合起来,便是“劳人党”宣传系统中的一种工具,能够以极为高效的方式,进一步将群众团结,不必去刻意地区分职业上的高低贵贱,只需要看到自己处在什么样的阶级上,就能明白,谁才是同志。
这些成果,跟“劳人党”中浑水摸鱼之辈的数量,其实没有太大关系,哪怕都是敷衍了事,哪怕都是毫无感情,观众,尤其是原本就毫无娱乐活动可言的最底层,一切新东西,一切娱乐活动,对他们而言,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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