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策,干脆就辞官返回家乡绍兴讲学,因为其讲学地点在绍兴城北蕺山,所以又被称为蕺山先生。
刘宗周虽然身为东林党人,但是对于顾宪成、高攀龙等东林党人在朝中打压异己,掀起党争的做法并不以为然。
他曾经在万历末期上《修正学以淑人心以培养国家元气疏》,指出廷臣日趋争竞,党同伐异之风行,而人心日下,土习日险等不良风气,希望朝廷化偏党而归于荡平,不必以门户分邪正。这篇奏疏对当时的党争作了持正的分析,不全以东林党人为是,也不全以东林党的政敌为非。
但是万历末期党争已经趋于激烈,刘宗周这种持平言论已经无法被朝中心思各异的大臣所接受了。最后迫不得已,刘宗周只能辞职回家讲学,这是他第一次辞职。
第一次辞职归家的三年中,刘宗周的学术思想日渐成熟,名声开始远扬。于此同时国事开始日坏,此时外有后金边患,内有奢安之乱,而明军却是屡战屡败;朝中大臣只顾着争权夺利,党同伐异;地方官员则一味的搜刮百姓,不知廉耻为何物。
在这种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,这位宋明理学的传人,也是明末的最后一位儒学大师,在对友人的信中沉痛的写道:“今天下事日大坏,莫论在中在外,皆急需匡救,以缓须臾之决裂。况遐荒远激,尤非帖然无事之日,又重以茸囗子之酿成弊也久矣。今得一二正人在事,地方之患犹不至一日瓦解耳。敌患孔亟,当事者苟率而处军国,无一举动可人意,恐旦夕有变,吾辈士大夫诚不知死所。”
在明末的士大夫中,刘宗周可以算是寥寥几个,看清了大明王朝已经身处末年的人。但是他从儒家传统学说之中却找不到治疗大明王朝痼疾的灵丹妙药,最后只能提出一个慎独,一个君臣分治的模糊主张。
所谓慎独,其实就是指望士大夫们通过道德反省,压制自己的欲望,从而成为一个有良知的君子。刘宗周希望天下的士大夫们通过这种道德自律,来消除大明官场上那些昏聩、无能、贪腐的官员习气。
刘宗周这种指望狼自己变成吃草的羊的幻想,在礼崩乐坏的大明末年其实是行不通的。但是高攀龙等东林领袖被魏忠贤等人迫害致死后,不管是资历、学术声望还是个人的人品,东林党中已经没人能越过刘宗周了。
而且东林党本身就是一个很松散的士大夫联盟,它并不是近代那种组织严密的政党组织。顾宪成、高攀龙等东林领袖去世后,东林党人内部之间也已经开始了分化。
像顾宪成、高攀龙这些东林领袖,在组建东林党之前,首先是一方的学术大师。所谓的东林党,与其说是一个政党,到不如说更像是一个学派。
顾、高在世的时候,凭借他们的学术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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