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有好处的。
开阔眼界不服管教,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是什么坏事,起码这可以从反面促进基层官员的执政能力。重要的还是要让他们看到生活的希望,我相信只要活下去的希望,大明的百姓还是不会轻易铤而走险的。
如何约束前往外地的就食的士兵不同当地百姓发生冲突,朕以为一要靠加强对于士兵的管束,尽量禁止他们单独外出,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对于营地的建设上去。
二便是约束地方官员百姓对于军队的歧视,严禁地方上把这些军队视为本地的负担。内阁要出台指导意见,对于那些不能处理好本地百姓和驻军冲突的官员,故意挑拨地方和驻军关系的人员进行严厉的处置。
这不是军队和地方上单独可以完成的任务,所以朕才将你们都叫来此处,希望你们可以互相协助,安顿好这些南下就食的应征部队…”
如果抛开了老弱,以现在灾情还没有全面爆发的状况下,迁移一部分青壮离开灾区去外地就食,应该来说还是很有成功的可能的。
此时的湖南、四川、贵州和两广,还处于一种尚未完全开发的状态。特别是贵州、四川,因为连续的土司之乱,也算是空余不少土地出来。
甚至就是湖北靠近秦岭的深山内,此时也处于一种流民自主开发的状态,官府在此地建立的统治还处于及其微弱的状态。
以朝廷组织的军队形式去这些地方驻军屯垦,不仅有效的震慑了当地的土著、流民势力,也能够着实的加强朝廷对于这些地方的控制权力。
只不过,这种朝廷组织的军屯同样也是相当费钱的,过去大明的官员虽然知道这种方法有效,但也不会加以考虑。也只有在现在的大明,基本掌控了大明内外贸易活动的户部和银行,才能拿出一个铸币法案,从而解决掉缺钱的麻烦。
但是即便如此,众人的心头也依然是沉甸甸的,毕竟这种迁移可不是过去几年以万为计数的人口转移,而是数十万乃至百万人口的转移,稍有不慎就真是全面糜烂的局面。
不过,崇祯单独留下他们,显然并不只是为了这个并不怎么出格的主张。接下来皇帝所说的,才是让他们感到战栗的内容。
“…当然只做到这些内容,对于军队来说还是不够的。最为保卫国家最后的盾牌,军队在目前的局面下还需要发挥更大的作用。
大家现在应该很清楚了,哪怕是为了达到一个最低的目标,我们也要做到最起码的三点保证。
第一是社会秩序的稳定,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,生产自救和各种赈灾行动都是无法实施的;
第二是金融市场的稳定,如果在当下的这种局面,我们再出现如同去年沈阳一样的货币急剧贬值,那么就是天灾加上人祸,不要说什么达成最低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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